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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语文教材选文的改与不改

2019-11-02 18:49:08 来源:盱江门户网站

语言学习

编者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语文教科书的编辑可以“任意修改”作者的原著,甚至有人说,除了鲁迅的未被修改的作品外,没有一部作者的作品完整无缺地进入教科书。语文教材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一篇文章被选入教科书时要修改?这篇文章有修改的规则吗?教科书编辑在修改原文时应该注意什么?该数字推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陈衡书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语文教材选本的变化与不变化

关于“文选能否修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未经文选原作者授权,教材作者和出版商不得对其作品进行修改,否则可能构成侵权。然而,还应当注意的是,汉语教科书具有编译作品的性质,编译的对象通常是已经出版或公开出版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经过精心编辑,而另一些作品在内容或编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语文教材不同于大会作品。它承担着培养学生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的职能,尤其是对课文的选择要求严格。如果保留原文的所有缺陷,教学效果肯定会受到影响,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争议。从这个角度来看,所选文本的修订是不可避免的。

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先驱叶圣陶对语文教材选本的修订做出了精辟的判断。1962年8月22日,叶老在给人民教育机构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自己对七篇精选文章的看法,包括《学习逻辑》(on learning logic),这七篇文章是在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卷中精选出来的,并进一步谈到了精选文章的修订和处理:“说实话,这七篇文章只是粗略的空白,还有待处理。尽管如此,他们没有资格学习语言教材。......我首先需要衡量意义,所选的语言教材,要保证其质量和美观,与模型相媲美,对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确实有所帮助。而这七篇文章,顾称其质量是精英,如果论其文章,要杂野草。那些没有明确含义的人和那些违反规则的人通常都有。与此同时,流行的废话和恼人的句子出现了。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宁飞才引导学生进入“无话可说”的境界?所有文章的作者和译者都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写了信和笔,付给报纸和杂志,把它们印成书,这对读者产生了负面影响,也没有承担责任。然而,他那一代人一开始并不期望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教科书。......小缺陷,为加工、视觉、周期做好准备。那些应付不了的人会放弃它。事实上,如果你不能加工它们,质量就不会是精英。“这篇文章向我们解释了修订教科书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随着人们版权意识的提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教材选择的修订似乎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编辑有时会陷入“改不改”的矛盾之中。我认为这没有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旨在限制和约束侵犯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特别是过度使用刀具和斧头以及进行虚假修改的行为。如果版权所有者授权编辑修改,或者如果版权所有者根据编辑的建议亲自修改,自然没有侵权问题;有时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事先联系版权所有者,编辑必须代表他修改。因此,他应该谨慎,使每一个变化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也便于解释和获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

很明显,在“经版权所有者同意可以修改教科书的选择”之后,以下是修改原则的问题。关于教科书选文的修订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编写多套中文教科书的黄光硕先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解释:“选文的处理必须非常谨慎,特别注意‘必要’一词。改变太多,改变什么可以改变或不可以改变,或者破坏原作的精髓和风格都是不合适的。对于需要修改的文本,最好由编辑请求原作者进行修改。编辑修改的文本应尽可能获得作者的同意。为了使文章更具示范性,处理和修改必须保持原文的精髓和风格。尊重原作者,你可以改变也可以不改变,不要改变;如有必要进行修改,应向原作者说明。作者在处理和修改已发表的文章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是受欢迎的,有些是不受欢迎的。作者对修改有一些看法,主要是因为编辑改变了可以保持不变的东西,或者破坏了原作的风格,或者没有对这些改变作出必要的解释,而且作者不知道编辑改变的意图。如果我们对学生和作者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仔细处理和修改它们,作者会同意的。”作者非常同意这篇文章。下面是一些工作中的例子,讨论什么应该改变,什么不应该改变。

首先,让我们谈谈应该改变的情况。

所选文本中有明显的印刷错误,无疑应该予以纠正。例如,吴伯箫的《灯笼高高挂》中有一句话:

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姐姐很久以前就结婚了,并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欢迎。我听了一整夜的宣传,看了街上的灯光。虽然肯定有80名婚礼官员在轿子前后打灯笼,但与《宋史》和《史记》不同的是,壮观的场面已经足够壮观了。(根据《吴伯箫论文集》,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这是相关中文教科书的版本,如下所示。)

松石没有易宪之,只有易魏徵。所谓的“打灯笼的八十名婚介官员”见于《宋世义·魏徵》。然而,吴伯箫先生的各种散文选集,包括20世纪4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虞书》,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部散文集,都有标题。这可能是因为“名”和“味”在汉字的形式上是相似的。第一版是错误印刷的,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当在统一的中文教科书中编写这篇文章时,“标题”一词改为“魏”。

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智力错误,也应予以纠正。比如梁衡的“壶口瀑布”有这样一句话:

根据徐霞客的游记,湖口的位置仍在下游1500米处。你看,不分昼夜,软水一寸一寸地切割坚硬的铁石。(根据《梁衡全集》第1卷和第90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根据徐霞客的游记,徐霞客没有去过户口,书中也没有户口的记载。事实上,当代学者根据李继福在唐代编制的《元河县地图》计算出“湖口的位置仍在下游1500米处”。提交人曾就此问题咨询过梁衡先生。梁先生谦虚地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信息是由当地旅游部门提供的,当时条件有限,不方便查看。如果有错误,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纠正。因此,在编写统一的语文教科书时,《徐霞客游记》改为《元河县地图》。

如果所选文本的语言、标点和数字不符合今天的标准,除了少数特例(如鲁迅和毛泽东的作品),原则上应按照最新标准进行修订,如《通用标准汉字表》、《第一个异常词排序表》、《标点符号的使用》和《出版物中数字的使用》。例如,"得"、"地"和"得"、"向"、"向"、"左"和"左"的混合,使用过时的繁体中文字符和变体形式,以及在单词和语法方面的明显错误,都是需要纠正的。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引用了梁元帝的《荷花集赋》:

于是妖孩和少女,划船心许;鹞头许辉,递过羽毛杯;船会移动,海藻会挂起来。船将会移动,大海将会开放。尔其细腰束素,延固步;在初夏和初春的时候,当树叶变得柔软,花朵盛开的时候,我害怕触摸我的衬裙和微笑。我害怕倾斜我的船和折叠我的火车。(据朱自清全集第一册,8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其中,“之”一词在1955年出版的第一份《汉字变体表》和2013年出版的《通用标准汉字表》中被命名为“之”。因此,“之”一词不应出现在简体中文出版物中。然而,一些汉语教材在编写《荷塘月色》时仍然使用“辽”这个词,这是不规范的,应该改成“辽”。

另一个例子是顾颉刚的《怀疑与学习》,其中说:

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别真伪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立新理论和激发新发明的基本条件。(根据中华书局2011年版《宝树花园文学》第3卷99页)

“必须”是副词,不能用作属性。在这里,我们应该使用“必要的”或“必要的”。在选择和编辑教科书时,有些中文教科书没有得到纠正也是不适当的。

此外,不适当的改变。

改变,因为发现了错误;然而,有时不可能断定这是错误的,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例如,梁启超的《最苦最乐》第一段:

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可怜?不,生病了?不,沮丧?不,老了?死了吗?都不是。我说过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不要承担未来的责任。(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饮冰室集》外文768页)

有些人认为“未来”应该改为“杰出”。从全文来看,“优秀”当然有意义,但没有可靠的版本依据。“未来”也是合理的,显然不应该被武断地认定为错误的。在统一的汉语教材中编写课文时,这句话没有改变,这样更为谨慎。

修改不应损害原文的风格或作者的初衷。例如,张中行的文章《叶圣陶先生的23件大事》有这样一句话:

叶圣陶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所以他所做的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朴实自然,清晰简洁,一丝不苟,真诚,读,读,听,赏心悦目,不是说得像话,而是说得像话。(根据《阅读》1990年第1期第14页)

有人认为,根据标点符号使用的有关规定,分号应在“读、读、听、悦”之后使用,而逗号在“读”之前和“悦”之后应改为句号。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标准化”。原来的句子是一致的,紧密相连的。一旦被两个句号分开,文学氛围就会分裂,看似注意标点符号的标准,但却破坏了意义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平滑”后面没有分号,句子的层次和意义根本不受影响。同样合理的是,在编写统一的语文教科书时没有改变标点符号。

另一个例子是刘成章的安塞腰鼓,上面写着:

让你惊讶的是,农夫裹在衣服里的身体和用红豆角消化老南瓜的身体竟然能释放如此非凡的能量!(据《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第8版报道)

在统一的语文教科书中编写课文时,这句话没有改变。然而,教科书使用后,作者接到许多学生打来的电话,说“安塞腰鼓”多印了一个“喇叭”。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些中文教科书在编写这篇文章时把原来的“红豆角”改成了“红豆角”。“洪都娇娇”是一个具有陕西方言特色的表达方式。本文作者来自陕西,写的是陕西民俗。他使用一点方言,语言风格和内容相互呼应。如果改成“红豆角”,就会削弱文章鲜明而丰富的地域特色,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一个例子是郁达夫的《古都的秋天》,它写道:

下了一层雨后,云逐渐向西滚动,天空又变蓝了,太阳又出现了。......(根据郁达夫全集第三卷,华成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和联合出版公司香港分公司)

一些中国教科书在编写这篇文章时把“绿色”改为“阳光明媚”,也许认为“天空又放晴了”更符合日常表达习惯。然而,编辑忽略了一点:“阳光充足”是一种无云或部分多云的状态,它与下面“太阳再次露面”的意思重叠。“绿色”是一种奇妙的颜色,具有丰富的古典诗歌和文化内涵。“绿色”和“天空”的结合让我们想起了“一排白鹭升天”(杜甫)、“三山半落在天空”(李白)、“碧海蓝天”(李商隐)、“向天空要酒”(苏轼)...当代流行歌曲中也有句子说“天空是蓝色的,我在等你”(“青花瓷”),而“天空又晴朗了”只是天气预报。这句话带着“绿色”这个词,境界是满满的,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力和诗意。如果换成“阳光明媚”,会破坏风景,味道沉闷。

另一个例子是契诃夫的《避孕套里的男人》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也许为了捍卫他的懦弱,他对现实的仇恨,他总是赞美过去,赞美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教的古代语言和他的套鞋和雨伞没什么不同,这让他避开了现实生活。

难道里科夫还试图把自己的想法藏在避孕套里。……

这是一些中文教科书中的版本。但事实上,在这两段中间有一小段:

“哦,多么响亮美丽的希腊语!”他说,露出甜蜜的表情;仿佛为了证明这句话,他眯起眼睛,举起一根手指,念道:“人类!”(根据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6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人类在希腊语中是“人”的意思。这一段带有上一段结尾提到的“古代语言”(即希腊语,比耶·里科夫的身份是希腊老师)和后面提到的“卡通事件”(有人画了比耶·里科夫抱着华连卡,标题是:恋爱中的人类)。只有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里科夫对这幅漫画不那么生气,以至于他“看起来很忧郁”和“嘴唇在颤抖”——画家用里科夫自己的话(以及他最引以为豪的希腊语)来讽刺他。这个细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兆。删除后,里科夫的反应会失去关心和支持,让人感到突兀。

所有上述行为都有损于作品的初衷或风格,但毕竟是可以改变的。然而,仍然有一些错误没有被弄错,这属于“打破底线”,不应该发生。比如卞玉琳的《月亮从哪里来》中的这么几句话:

后来,由于其他天体重力的影响,月球的轨道发生了变化,闯入了地球的重力场,被地球捕获,成为了一颗卫星。此后,它通过吸引和碰撞“吞并”了地球附近十几个较小的天体,从而形成了月球肿瘤。(据《未知世界天文学》,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一些中文教科书在编辑时将“月亮瘤”改为“月亮”。然而,根据上下文,月亮“吞并”了一些小天体,“从而形成”或“月亮”?即使你不知道天文学的常识,你也会觉得不合逻辑。事实上,“月球肿瘤”是月球表面人口稠密的区域,是由月球“吞并”其他天体而形成的。在这里使用“月亮瘤”没问题,但是把它改成“月亮”会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个例子是叶文玲的《我的“成长的果实”,它有如下一句话: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世界的营养品。”对于像我这样渴望阅读的青少年来说,它的功能更加不言而喻。(《中学生阅读》,1985年第2期,第5页)

其中一个“像我这样渴望阅读的青少年”,虽然读起来不好,但毕竟没有错。然而,在一些中文教科书中,它被改成了“像我这样渴望阅读的青少年”,这是有问题的。“我像这样”和“我像这样”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表示介绍关系的介词“是”已经丢失。“像我这样的青少年”只能作为句子的主语,而下面的“它的功能不言自明”从一个新的开始开始,整个句子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句子。这种不负责任的改变必须停止。

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语文教科书的重要场所,在长期致力于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重视选定教科书的修订和处理。叶圣陶表示:“所选文本可能需要处理。处理器并不太挑剔,不会让作者尴尬。盖想让学生们以这篇文章为榜样,期待文章的质量和美感。如果这篇文章有遗漏,他应该改正。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作家来说,做他或她将要做的事情并不容易。他必须重复一遍,熟悉作者的想法,深刻领会作者的意图,然后能够区分他的长处和短处,然后能够处理他所缺乏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他自己的风格,我必须适应它。用我自己的写作风格来使整篇文章走调是不合适的。总之,如果你想得到适当的处理,你必须很好地了解文学学习的欢乐和悲伤,你愿意与大家分享。”没有丰富的文本选择和处理经验,绝对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语感和谨慎的态度,就不可能胜任这项工作。叶老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刘郑国先生的记忆:“叶老本人在文字处理上极其认真细致。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都深受感动。回顾这些年,叶老审阅了原文,并逐字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评论写在从旧日历卡上剪下的纸条上,累积到不少于300或400条。......文本通常需要修改几天。这样处理的文本质量已有显著提高。”叶老大修改了选择,每次他都要详细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黄光硕先生还编辑了叶老的《南京路好八连》修订本。他逐一列出了原来的句子、修改后的句子以及修改的原因。最初的版本是有根据的,可以被看作是修订选定教材的一个模式。

除了叶老,朱文淑先生,王思远先生,黄光硕先生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其他人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黄光硕先生还制定了《中学语文教材编写通则》,其中第一步是“选版本,查课文”。如果文本直接从原始版本复制,可以避免检查工作,但是必须检查是否有印刷错误以及是否需要处理和湿润。应记录变化,说明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原因。应该非常小心地进行修改。他们不仅应该对学生负责,也应该对作者负责。只有犯了错误才能改变,只有没有犯错误才能改变。修订草案应尽可能得到作者的批准。从其他选集复制的文章必须与原始版本核对。如果发现任何更改,可以采用正确的版本。如果发现任何变更,应恢复原始版本,并做好检查记录。源注释应使用最佳版本,并注明出版社的版本。“这样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应该由新一代教材编辑继承。

本文原载2019年第8期《中小学教材》,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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